她们人生各异，但都在公共领域中有所成就。瘟疫风险、疾病苦痛、亲人早逝—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格莉克尔·巴斯·犹大·莱布、玛丽及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的人生。她们三人都曾见证城市风格和印刷文字的蓬勃发展。她们三人都曾体验额外重压在女人身上的等级结构。她们三人也都曾被意外出现的精神机遇鼓舞，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哪怕只是暂时的。她们的生命轨迹有某些共通点，包括精力充沛及长寿的好运。使得她们走上不同道路的因素来自机会与性情，但更多则来自17世纪宗教文化和职业期望所设立的模板。三人最相似之处在于其工作方式，都是一种女性版本的手工—商业风格。她们都有一技傍身：除去其他鉴别能力，她们或能甄别珠宝，或能品鉴刺绣纹样，或能区分昆虫标本好坏。她们都精于财务，能够依据场合需要，或记录放贷金额和孩子的嫁妆，或记录图书、画作和标本的销量；从记录马匹、马车和马车夫，转为记录教堂装饰品、食品供应、修女捐赠的嫁妆，以及随着她们职业和地点改变而进行的土地交易。她们总是雷厉风行，不管什么技能，只要有用，就立马拿来应对当下需求，无论是处理信贷损失或是火灾损毁的危机，还是听从渴望展开新冒险。对城市男人来说，工作技能上的变通适应能力往往会被认为是因为贫苦：说明这个男人必须放弃固定行业才能生存下来；他是一个雇佣日工，心甘情愿从事任何工种。对于城市女人而言，无论贫富，适应能力都必不可少，且教养她们的方法也鼓励如此。1与兄弟相比，女孩更多接受普通手艺和家务技能教育，而不是几年的正式学徒训练；她们在父母、男主人或女主人的家务中学习任何能观察到的手艺技术。有朝一日若以妻子、仆人或第二任妻子的身份进入家庭，她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力适配其家庭生活。格莉克尔·巴斯·犹大·莱布及玛丽·居雅正是以此方式生活，她们的适应能力从宗教中获得了额外的推动力量。在基督教欧洲的不确定性中，犹太人需要善于随机应变；而一个英勇的天主教徒也必须时刻待命，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天主召唤，就必须去服侍。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则略微不同，因为即便她自学了繁育昆虫和观察昆虫的技能，她的艺术技能也来自多年家庭训练。也许，在与拉巴迪教派上帝选民一同生活的岁月中，她的变通适应能力延伸到了农业耕作，但她的大部分技能都属于17世纪全才艺术家工铺里的那类。她成了画家、雕刻家、出版商、艺术商，以及像她钦佩的父亲梅里安和继父马雷尔那样的教师，像她母亲那样的刺绣师。精深的技艺是工匠的特质，对男人来说，专长往往会通过行会组织的认可来巩固。某些女性从事的行业也有女人行会，还有些女人属于男女混合行业的行会会员。不过，出于种种原因，格莉克尔、玛丽和玛利亚·西比拉跟许多女人一样，都没有加入这种组织。在汉堡，基督徒有贸易行会，但犹太人（更不用说犹太女人）则没有；图尔市这位帮姐夫经营运输生意的女人也不可能属于哪个行会，尽管她的姐夫有所属的行会。梅里安作为画家，最有可能成为行会成员，但实际上她属于纽伦堡圈子里试图建立艺术学院的一员。因此，对于格莉克尔、玛丽和玛利亚·西比拉来说，她们青年时期的专业意识来自相应环境中的亲身实践，而在这个环境中，她们还需操劳家务—毛虫繁殖箱散落在炊具间，在哺乳孩子的同时还要给出甄选珍珠的建议。获得认可（比方说，来自修道院修女或博物学家同侪的认可），都是后来的事。也许，这三位女性在写作与描绘中投入的专注力，也体现出她们的手艺意识。梅里安显然把她的书看作是绘画和观察的延伸，而玛丽的教学书则将她的教学过程落在纸头。但玛丽与格莉克尔都在没有受过修辞学、语法或文本结构的正式训练的情况下走上这条写作道路。虽然她们都有榜样—讲故事的人、布道、畅销书，以及（在玛丽的情况下）乌尔苏拉修道院的交流语言—但撰写手稿需要对叙事及对话加以甄选。也许，如玛丽所称，“圣灵恩宠”使她自发地书写；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也需要通过她的神经和肌肉的技巧来实践。宗教对这三位女性皆影响深远。在基督教欧洲，格莉克尔的犹太人身份使她处处受限、朝不虑夕。身为以色列子民的自我想象又给予她深刻的身份认同，其他身份（女人、商人、德语区居民）也会通过这个自我认同来彰显。她充分利用了分散而治的拉比犹太教留给女人的空间：祈祷、家务圣洁、作为已婚妇女的身体圣洁、善举、阅读，就她而言还包括写作。在17世纪令欧洲犹太社区兴奋的宗教新事件中—沙巴泰·泽维、卡巴拉、激进思想—只有第一件影响了她的生活。这也可能关乎性别。人人企盼的弥赛亚消息可以飞驰到每个人身边，无论男女；但卡巴拉思想、有关斯宾诺莎的辩论、改宗者的异端邪说，都没有散播至女人可接触的文本（或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也许相较于我们所知道的，妻子们事实上听说了更多这类消息）。印刷业和意第绪语译者扩大了格莉克尔所能接触到的犹太思想核心内容。我们已经看到，这不仅滋养了她的道德观念，也滋养了她自身的主体性。思考《约伯记》，就帮助她认识到自己身上多年来存在着躁动不安的焦虑。玛丽利用了公教改革后教阶为女性敞开的道路中的两条：当她在俗世中作为妻子和寡母生活时，她可以详细讲述圣洁事物；以及在为独身女人新开放的修道会中，她发展了教育职业。她将每一项都做到极致，先在苦修纪律和神秘异象中开花结果，后将教学扩展到远方的英雄主义的使徒事业中。从一开始，这些实践就陆续影响了玛丽的文才及自我意识。身体惩戒、与基督交流和神学异象早就转化为她与神师的对话，以及有关“我”的书写（这个书写从强烈主动转向被动）。在这个过程中，宗教让她书写，让她得以解释她为何遗弃儿子，以及她的周期性沮丧。最后，她创作了一个既主动又被动的“我”的故事，她还学会用四种语言去谈论与书写天主奥义。接近人间乐园的愿望—这是格莉克尔不得不早早放弃的—对玛丽来说，在她故世于加拿大丛林中的那一刻，都还没有完全熄灭。新教激进的灵修形式—对男人和女人都开放—在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三四十岁的时候，以特殊的力量在她的生活中迸发。首先是对自然界中上帝存在感到狂喜—这种感觉注入了她那些关于低等爬行生物的作品。然后是她皈依拉巴迪教派，同丈夫、家庭财产及俗世骄傲决裂。之后她离开拉巴迪社区，扎入对自然神论更冷漠的超然中，多年后，一种类似拉巴迪教派的力量和信念激励了她前往苏里南丛林进行勘察的离奇计划。当然，这些宗教变更也引导玛利亚·西比拉进行自我反思和内心对话。拉巴迪派不正是要求每个成员评论自己作为忏悔者和重生者的状态吗？但从字面上来看，她似乎只留下了那本附有讲述过去研究的序言的研习手册，而不是一部像安娜·玛利亚·范舒尔曼的《善途》那样的自传。在拉巴迪派这段岁月过后，她讲述了符合大众兴趣的那些生活片段：她的梅里安血统、她的自然研究和旅行。但至于她在婚姻和宗教上的实验，她只模糊指代、错误陈述，甚至隐瞒说谎。在格莉克尔·巴斯·犹大·莱布和玛丽身上，自传写作都不曾威胁她们的商业事业或教学职业。敏感事件仅被隐约提及，抹掉了有损母亲名誉或使孩子难堪的细节，有些事情则完全被略过。2对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来说，给人生打上烙印的“流言蜚语”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把它们说出来可能会威胁到她作为博物学家、画家和女性的身份。她也可能认为，她的孩子们无须她记录人生经历。克洛德·马丁从玛丽那里求问他从未了解过的父亲的秘密，而梅里安的女儿们则不同，她们全程在梅里安身边目睹了一切。我曾说过，她的自我隐瞒是她自由的一个前提。家庭关系及经历塑造了17世纪生活的核心形态，但在实践中又表现出极大不同。三个女人的生育率就显示了文化和个人选择如何影响了近代早期的生育状况。格莉克尔怀孕了十四次，生了十二个孩子；年轻的寡妇玛丽，生了一个儿子，从未再婚；玛利亚·西比拉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婚姻中只生了两个女儿（据我们所知，她也只怀孕了两次）。格莉克尔和哈伊姆惊人的多产，部分原因在于17世纪犹太人极早结婚的习俗。当格拉夫夫妻决定采用某种形式的节育措施时，日内瓦和英格兰的新教夫妇也在进行类似尝试。相对来说，在这三个女人的婚姻中，那种常见的夫唱妇随的等级并不那么明显，因为他们都是夫妻共同经营事业：汉堡的珠宝和贷款业务、图尔的丝绸商铺、纽伦堡和法兰克福的雕版及出版业。玛丽·居雅的说法是，她的丈夫给她闲暇，让她有空投入宗教信仰；而约翰·安德烈亚斯·格拉夫显然尊重妻子的昆虫探索。但是，这样的陪伴并不一定就能成就美满婚姻。只有格莉克尔—她在订婚那天首次见到丈夫—描述了多年来恩爱有加的亲密关系。玛丽虽在他们短暂的一两年相处中“爱”着丈夫，但这相处也笼罩着丈夫与另一个女人的“耻辱”乌云。至于玛利亚·西比拉，与一个相识多年的男人的婚姻终究成了场灾难，原因也许有性欲方面的极度不合，但必然包括她宗教上改宗皈依的嫌隙。近代早期的家庭，经常会出现无情冷漠的父母，但在这几个家庭中都没有这种情况。不过，她们做母亲的有所不同。格莉克尔希望依靠早婚而不是延迟继承来让孩子们担起犹太人的生活，因此她频繁公开表达爱、焦虑、愤怒和悲伤，让孩子明白她的感受和对他们的要求。这不是一个缄默的家庭。玛丽·居雅装作疏远儿子，但并不成功，她与神师反复谈论儿子及她对儿子的责任，最后她通过书信这一安全媒介与儿子交流。他们俩共同回忆起来的场景是，儿子哭着反对，而她则平静地陈述圣召。玛利亚·西比拉的母性音调很难听到，不过，在她过世后，多萝西娅在谈到她时带有的感情，或许能反映出玛利亚·西比拉自己的声音。可以肯定的是，梅里安赢得了女儿们的忠诚，与父亲对立；与此同时，她也给予了她们按照自己心意生活的必要手段。梅里安还让女儿们对她们的艺术家和博物学家角色一直感到舒适。除了这一点和她自己令人印象深刻的榜样之外，她没有再将这种女性能力普及化。玛丽走得更远，她不仅激励侄女玛丽·比松成为乌尔苏拉修女，而且还为法国乌尔苏拉修女和美洲印第安女性皈依者描绘了一幅又一幅肖像，将她们视作使徒传教士和教师。格莉克尔·巴斯·犹大·莱布充满爱心，也“学识渊博”，正如纪念她的讣告所说的那样，在那“与上帝争辩”的文字实验中，她超越了大多数犹太女人所谨守的界限。但她对女儿的赞美，只针对以斯帖的慷慨和虔诚。只有在两百年后，在一个亲属后代身上，格莉克尔才成为女权革新的一个刺激因素。对17世纪的某些同时代人来说，提高女性地位是一切改革的核心。沙龙文化激发了女性价值的许多主张，紧接着，1673年，笛卡尔主义者弗朗索瓦·普兰·德拉巴尔（Fran.ois Poullain de La Barre）在巴黎出版了《两性平等》（De l’égalité des deux sexes），这是在玛丽于魁北克故世的一年后。1694年，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的《为增进女士真正最大利益而向她们提出的严肃建议》（Serious Proposal to the Ladi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ir True and Greatest Interest）在伦敦出版，她主张建立一所学院，为女性提供“学问教育”。3格莉克尔、玛丽和玛利亚·西比拉虽然对女性朋友和女性亲属都很热忱，但她们并没有将提高女性地位本身作为首要目标。然而，她们的故事揭示了17世纪生活方式的其他可能性，因为她们在边缘地带开辟出了新奇的生活方式。何种意义上的“边缘”？首先，格莉克尔是犹太女人，玛丽和玛利亚·西比拉是非贵族女人，她们都远离无论皇室的、民间的、还是参议院的政治权力中心。诚然，她们在一些重要方面受到了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影响。格莉克尔·巴斯·犹大·莱布和其他犹太人的生存需要依赖保护犹太人的君主或政府。与维也纳的奥本海默家族等宫廷犹太人签订的信贷协议，既可以给格莉克尔的生活带来破坏，也可以带来好处；在与梅斯经营王室生意的商人希尔施·莱维再婚后，她的经济稳定一度与法国国王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欧洲人在魁北克和苏里南的政治存在，玛丽和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都不可能在这些土地上实现她们感受到的呼召。梅里安想知道《苏里南昆虫变态》能否得到英国安妮女王的赞助，是否能在阿姆斯特丹那些市长和镇长中间找到读者；在她去世前，她想必会感激沙皇彼得对她的作品有兴趣。至于实际的政治层面的影响，只有玛丽有机会向总督们提出建议—而且是她在加拿大以非正式方式提出的。格莉克尔仅限于向宫廷犹太人求助。从文化定义上来说，这些女人也在相当程度上远离正规的学习中心及机构。格莉克尔与塔木德学者们的交谈大多就在餐桌旁，听他们布道也是在女座区。玛丽会在忏悔过程中、在修道院庭院中，或在信件中（如她的儿子）与神学博士交谈，会坐在修道院小堂里听他们布道。梅里安的学问来自家族图书馆的图书，之后来自纽伦堡的学者式赞助人。晚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她，更接近学术交流中心—植物园、珍奇柜—但她仍不能经常去大学。在她们三人的例子中，文化愿景和手艺作品—传奇自传、神秘经验表述和新世界写作、昆虫在植物上的生命史—都是从边缘地方创造出来的。但那个边缘之处，并没有现代经济学以利润为中心的用法中“边缘”所暗指的内容贫乏或低质量；相反，它是文化沉淀之间的交界地带，允许新的增长，蕴含令人惊叹的混合。